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她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大问题》,媒体截出了其中的「金句」——

▲70岁的杨燕绥跨公共管理和医学管理两科,目前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授课。

10年后的今天,她的一场古早演讲在网上爆火,点击近100万,网友点评她:

2月,我们拜访了正在深圳当候鸟教授的杨燕绥,和她谈了谈事关14亿人的延迟退休、养老金改革和社区养老。

杨燕绥今年70岁,依旧忙碌得见不到人。作为跨学科的候鸟教授,她秋季在深圳校区,春季飞到北京本部。

研究养老与社会保障,她年轻时的一段经历至关重要。1985年,作为高校的劳动法教师,33岁的她开始参与中国劳动合同制、劳动仲裁和劳动法的制度建设。

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些问题:国营企业的职工打破了铁饭碗之后,他们没有「饭碗」了,不是每个人离开工厂就能找到工作,国家应该如何制定措施,提供社会保障?

当时,德国劳动法院官史奈德先生正为中国劳动立法顾问,她把这些问题摊在史奈德面前,「他说这是跨学科的问题,你应该到欧洲学习。」

1994年,40岁的杨燕绥,决定去比利时根特大学攻读社会法学博士。1994年,欧洲多数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正是中国的今天。

2012年,中国老龄问题初显,她大胆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个问题》,指出:

随着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会面临收支缺口。

在网络发酵最厉害的时候,她甚至收到了一块搓衣板,上面留言说,「你去给老年人洗衣服吧。」

」而正是这些年轻人和大龄人,组成了一个三代、甚至四代家庭。「人的寿命即将到达100岁,老龄化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下,健康就是下一笔财富。」

这个问题必须要说。我的博士导师曾跟我说:你在欧洲看到了养老的问题,回去肯定是要发言的,但是谈「延迟退休」和「推迟领养老金」,这是要kill everyone,所有人都会想杀掉你。它有社会价值,当然也有风险。

把「延迟退休」和「推迟领养老金」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当时发现了可能会出现的养老问题。

我在比利时读博士的时候,是班上唯一的亚洲人。经济学的老师讲到人口结构,放了一张幻灯片,「啪」地插入胶片,上面是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你会发现1963年在中国人口结构上出现了一个高峰,一年生出了2920多万人口。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发生过的,学术上把这叫做「喜马拉雅高峰」。

我想了想突然明白了: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天灾人祸,所有的家庭都不敢生孩子;1962年,国家逐渐开始风调雨顺,所以大家都开始备孕;1963年,中国出生了近3000万人,第二年也是生了2800多万,

我读书的时候很着急回国,因为儿子快高考了。毕业论文,他们给我打了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赞同你读完书就回国,立刻去解决自己国家存在的隐患。

我们回到2012年,你算一算,63婴儿潮出生的人,2012年他们多大了?年满50岁了。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律规定,普通岗位女职工年满50岁可以退休领养老金了。这会引起一个高峰。

如今我们的人口结构中,交养老金的人少,领养老金的人多,很多地方便出现当期收支的缺口。举个例子,黑龙江的年轻人向深圳、东莞这些地方流动,劳动力流失,养老金收入不足,每年只能满足发放半年,剩下的半年都要靠国家补贴。

网上有时候说西方多么好,政府养老,这是西方90年代以前的事,他们走过一段弯路——政府收税办养老机构。我留学的时候,一个出租的房子特别便宜,房子里就一个老头,他跟我说:二楼都归你,但你每天回来,先看看我还活着没。我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竹竿,他不吭声,就拿竹竿去捅一捅他的头。

他的儿子第二天才来,我就问他,你住得不远,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你们就这么不管自己的父母吗?

1997年,世界银行的养老金专家组提出了应对老龄危机的措施——三支柱,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一支柱是我们现在运行的

。国家给企业税收减免,让企业拿出大约工资总额的5%来办企业年金,主要针对国企和大型私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小平台做不到,第二支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过万,深圳人均GDP过3万,年轻人不爱买养老保险,但喜欢信托的模式——我的养老金资产在个人账户里,

世界上多个先行发达国家比我们早进入老龄化,他们的养老金改革和相关政策可以供我们参考。基本的发展规律是,一个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初期,必须夯实基本养老金,做到全覆盖;当它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金就不够了,就需要完善养老金制度的结构。

,一看你账户钱不多,给你一笔养老贷款。澳大利亚的个人养老账户有诸多政策优惠,甚至多一套

,尤其是第二套房的房产税很高,但如果它在你的养老账户里,你就会得到税收减免。德国是做了一个

,加入赡养比这一参数。把每年上缴的养老金和领取的人数代入公式,如果缴纳的数额少,那领取的金额就会随之减少。日本现在提出的是

,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规划,发现养老金不够了,不要停下来,你要继续工作。

去年,我们有一个养老调研,共有22个一线多人参与,发现三个现象。第一个:30岁到65岁的被访者中,87%的人都说他在考虑养老,哪一年是高峰呢?

我把这叫作理性,39岁足够理性加有孝心,先考虑父母。第三:我们接着问为什么要考虑父母?

63婴儿潮的这一代人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一部分人面临失独,还有相当多人的孩子不在身边。我们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构是2421,甚至还可能4421,上边有双方的父母,还可能有双方的爷爷奶奶。

我现在也是4代家庭,上面有妈妈90多岁了。带她看养老机构的过程中,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大启发。

她看到这个机构是房间里两张床,有厕所,还有淋浴,但没有厨房。她扭头就走。她跟我说,

,我可以把朋友招来包包饺子这样的自理生活;同时当我遇到了问题,一按铃就有人帮我。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90%的人都希望居家养老。而现在人们的「家」,都在社区里,人们生活在社区里,这就是我们说养老的模式,叫居家养老。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种社区。

部分老旧、设施不齐全的社区,比如6层楼没有电梯,通道里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坎,老人的轮椅出不来等等。它的适老化设施不足怎么办?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进行改革。现代社区建设,一定要把社区养老服务串联起来,比如能把老人需要的服务送上来,点餐、下棋、跳舞、聊天、做卫生,这样老人住在社区里就能养老。

我曾经调研过泰康、大家的CCRC养老社区。在北京,它们的平均入住年龄在84.5岁,就是说老人在家里遇到危险了,失能失智或跌倒起不来了,或是发生过心脑血管堵塞昏迷,这时家人和老人自己都觉得不安全了,才会花钱去住CCRC。CCRC「高」在它就是根据老人的不同阶段,把服务备好。

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老人,他的房间会被设置成他年轻时熟悉的环境,你把他推到那里,他很安静。

我跟我妹妹那天讨论说,老妈你好好活着,将来我退休了还住这房。她问,你啥时候来?我说20年后。她跟我说,「20年后你来住这房,我住哪?」她现在确实精神状态非常好。

某养老机构选择在三甲医院旁边租一个楼,说老人有紧急情况,我扛也给你扛到急救室里,入住率很高。但是他遇到第一个急救的老人送到医院,医院规定不能这么接,他也着急得够呛。急救是很昂贵的,那需要全、专融合的专科医生,还需要抢救设备、呼吸设施、救护车及其通道。医院也不可能办养老,

这样我们的居家养老的老人以及小孩子,就不用半夜跑到大医院排队去解决问题。

农业发展解决了吃饭问题,人类平均寿命到了五六十岁;工业革命后,人类寿命到了七八十岁。

地皮再炒你们年轻人肯定买不起房,买不起房你们就不生孩子,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

世界就是有得有失,此消彼长。那么这部分失掉的收益要靠什么弥补?「靠投资健康,让人们拥有健康财富,把它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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