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不能说地震科研资金投入有问题,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包括预警和应急搜救在内的“事后”研究,尽管在挽救生命上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得到的投入仍嫌不足。就总体资金流向而言,指向预报的科研项目和设备,仍然占据了国家拨款的相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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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数学博士,居然也相信网络上一位“山东老农”所声称的能够利用观看“地震云”来预报地震的说法,甚至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试图让笔者接受他的“超科学”理论。

“举国同悲日,群魔乱舞时”,这是新语丝网站纪念汶川大地震专题所用的标题这也正是大地震之后、一年来舆论在表现“地震能否预报”这一话题方面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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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孩子们的生命让人们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准地震部门,“为什么又没预报出来?”

同样,在震后,也有很多大地震之前种种异象的报道,诸如多个地方报道蟾蜍搬家等。无独有偶,震后一周年,蟾蜍搬家的报道又多次出现,包括在震区绵阳。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指责,“连蛤蟆都知道(地震),还要你们地震局的人干什么?”

很多声称自己在震前已经预报出地震的人,这次成为了一些媒体和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尽管我们的调查显示,几乎在每次地震后,都有人在声称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让我们决定,用整整一期的篇幅,调查形形的地震预报真相,以及催生它们的社会因素,用这样的一份专刊来告慰那些逝者,并向那些让生者减少涂炭的努力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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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房子,我流汗,只靠国家是懒汉”,这幅悬挂在去往老北川遗址路旁的标语让人感慨万千。然而,让人从这幅标语中感到的,不仅仅是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的豪情壮志,从中也能读出一份受灾地区百废待兴却诸事待变的无奈。

正是因为震后的种种困境,让规划工作者矛盾重重。在《重建规划角力》一文中,我们看到,如果规划审批足够严格规范,那么大批建筑的重建时间将被拖过雨季,无数受灾群众只能在板房中度过差不多又一个年头。如果加快速度,又会面临着选址、潜在次生灾害和土地重新分配纠纷等诸多困境。

政府规划官员和援建专家面临的困境,也困扰着其他与地震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原因很简单,地震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有与无,还牵扯着经济、生命、道义、舆情和领导压力等方方面面。

种种挑战,种种窘境,断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只能在实践中逐渐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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